发布日期 2020-10-02

浅析诺姆长制度与埃及王权社会的联系

原标题:浅析诺姆长制度与埃及王权社会的联系

古埃及的确立,其实是一个渐变的过程。在文明早期,并不存在一种可以横跨漫长疆域来进行统治的行政手段,因此,在大多数文明刚刚开始兴起的时候,无论是日本高丽的氏族制、不列颠群岛争霸时期的贵族圆桌制、中原的门阀制,亦或今天我们要介绍的埃及诺姆长制度,都是统治者用来对广漠疆域进行直接或间接统治的工具。今天我们就来通过分析诺姆长制度的演变来探寻埃及王权社会的形成。

一、何为诺姆长制度

诺姆,和大多数外来词汇一样,其实一个音译词,其源自希腊语“nomos”。在埃及文明方兴未艾之时,整个埃及是一种类似于希腊城邦制度下的城市国家联合。这样的城市被当时人称为诺姆,而诺姆长就是一个城市聚落的最高首领。

在不到三百年的时间里,埃及开始由一个个分散的个体逐渐走向联合,这样的联合自然充满了血腥和战争,但同时,一些诺姆长却也在这一阶段开始与更为强大者合作或者选择臣服。作为回报,其首领也将原本的领地赐予诺姆长,当然,这样的赐予是伴随着大量条件。久而久之,诺姆长开始成为埃及王国时期的一种行政单位,其意义类似于罗马共和国的行省。

约公元前 3100年至前 2686 年期间,诺姆长制度才刚刚开始盛行,由于此时埃及的疆域尚不稳定,整个埃及一共有二十六个诺姆,也就拥有二十六个诺姆长。而到了埃及古王国时代,这样的制度才最终定型,多达四十二个诺姆长的埃及开始了其长达千年的统治。

值得注意的是,此时的诺姆长并不是我们今人所认为的“省长”或者“市长”之类的职位。其管辖权力的范围囊括了行政、军事、司法、财政等诸多方面,从这点上来看,此时的诺姆长,几乎是除了埃及法老以外,最具备权力的土皇帝。

二、诺姆长制度形成的原因以及后期的演变

大多数人可能不太理解,为什么埃及法老会认同这样的制度,事实上,这几乎是所有文明形成初期都需要面对的一个问题:扩张速度和实际统治权的平衡。

304不锈钢管于当时的统治者来说,这一阶段统一整个文明疆域是统治者最为重要和迫切的任务。因此,与所占领区域贵族的和解也就成了维持统治者稳定的最重要手段,诺姆长制度的建立,也与此有关。这些地区的前任统治者掌握着当地的人脉资源,即使是他们被武力征服或者主动臣服之后,这样的属性也不会有丝毫变化。

面对这样的特权阶级,埃及法老自然不能一杀了之,一来这样会激起那些尚未稳定下来的城市统治者孤注一掷的反击,二来在屠杀之后带来的权力真空,并不是埃及法老可以通过武力镇压的。因此,在埃及王国刚刚开始形成的早期,对于这些前代统治者,埃及法老们采用的分化瓦解加利益拉拢的方式。

这样的选择不仅仅是埃及人所独创,亚洲新罗、日本的氏族政治模式,英格兰盎格鲁萨克逊时代的圆桌骑士制度均与这样的考虑有关。

当然,这样的情况自然不会长久存在。从埃及古王国时代,这样的统治模式就逐渐发生了改变。促使这种改变发生的,其实是一种新兴势力的抬头。他们被后世称为新兴奴隶主。这些奴隶主并非王室或者贵族成员,其来历也多种多样。有的源自于平民,有的则是落魄贵族的重新崛起,甚至还有一些是流浪至埃及的异邦人。他们唯一的共同点在于,其利益的来源与王室并无任何矛盾。

在埃及古王国时代,这些奴隶主的地位开始发生了史无前例的变动。这要归功于当时埃及货币制度的施行所带来的经济繁荣,原先的贵族也就是诺姆长们,在这样的发展大潮中开始显得弱小不堪。

而埃及王室,也就是从这一阶段开始,对新兴奴隶主阶级的精英们进行提拔,将之当作其统治的新助力。

上文提到,埃及早期的诺姆长拥有对诺姆城市的直接统治权,主要体现在行政、军事、司法、财政等多个方面,然而随着新的阶层开始上位,埃及国王为了强化其王权,开始设立专门用于分管财务、司法和农业的部门,这些部门官员虽然名义上为地方贵族和王室共同选举产生,然而随着大量新兴贵族的涌入,真正的掌控权已经从事实层面上让渡给了国王。

在这一个阶段,王室首席大臣“维西尔”的职责和权利对于分化诺姆长的职能有着重要的作用。

从第五王朝的维什普塔赫到第 十八王朝的拉卡美拉,众多文献都表明,“维西尔”的职责一直发生着变化,不过从总体上来看,其权力的变化基本上可以分为两步,先是由“维西尔”将权利由诺姆长处收回,然后再由“维西尔”转至国王。国王的权柄由此开始大兴。而诺姆长制度,也逐渐只剩下对于这些前代王族后裔的物质补偿。

三、诺姆长制度渐变过程中王室和贵族的博弈

事实上,以古埃及数千年的历史跨度来看,诺姆长制度的变化实在是一场漫长而艰辛的博弈。中央王室和贵族在争夺权力的过程中,表现出了完全不同的态度。

一方面,王室通过拉拢和利益输送的方式,逐渐获得了对抗诺姆长的胜利,另一方面,诺姆长同时也是在利用打感情牌和实际威胁的方式来促使国王尽量避免对其核心利益的侵犯。

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如第六王朝的哈尔胡夫与其父依瑞本身就是国王的“贴身侍从”、 “仪式祭司” ,后者可以当作一种尊称,然而前者却代表着这前后两任诺姆长均曾经充当国王最亲信的“随从”。这样的关系一直在王室和诺姆长贵族的博弈中出现,直到埃及王朝末期,这样的诺姆制度也没有被完全取缔,其世袭制的恩泽也并未消退,这对于贵族来说,自然是一种伟大的胜利。

但对于王室来说,这样的博弈也堪称危险,事实上,在埃及中王国时代,诺姆长贵族凭借自身所继承的土地,已经在事实上形成了割据势力,若非在孟图霍特普一系四代国王采用种种方式巩固王权,那么贵族篡位王权的事件可能早已发生。从这一点上来看,埃及国王们谋夺贵族统治权力的行为,其实也是为了确保自身无性命之忧。

结语

从最后的结果上来看,埃及的诺姆长制度虽然一直处于尾大不掉甚至一度危及中央统治,但地方贵族由于天然的法统劣势,并无真正篡夺王权的结果出现。

而埃及历代国君对于诺姆长制度的削弱,最终将之驯化成为听命于王权的统治工具,从这点上来说,虽然埃及的这一阶段持续了千年,但却已经是世界上少有的几个能平安进行权力让渡的文明。相比之下,亚洲的日本以及高丽,在国家权力的统一上,却付出了不小的代价。这种虽然惊险却最终完成的国体改变,也是后世史学家研究这段历史的动因之一。

参考文献:

1.《埃及历史铭文举要》

2.《论埃及文明的起源———纪念恩格斯逝世 100 周年》

3.《世界古代及中古史资料选集》

4.《从托勒密埃及国王的经济管理透视专制王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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