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日期 2020-10-31

【学人专栏】向骏:智利公投,敲响拉美新自由主义丧钟?

原标题:【学人专栏】向骏:智利公投,敲响拉美新自由主义丧钟?

致理科技大学国贸系教授兼拉丁美洲研究中心主任、中华战略协会理事

10月25日智利举行公投,78.27%选票赞成修改1980年由军政府制定的宪法,此一结果可能敲响新自由主义在拉丁美洲的丧钟。

2019年10月6日智利首都圣地亚哥市早晚高峰期地铁票价由800智利比绍(约合人民币7.97元)涨至830比绍(约合人民币8.27元),未料如此小幅的涨价引发青年学子抗议的示威游行演变成破坏地铁站和纵火等暴力行为,10月19日凌晨皮涅拉总统宣布圣地亚哥市进入紧急状态,持续两个月的抗争造成的损失高达14亿美元,12月23日皮涅拉(Miguel Sebastián Pi?era)总统宣布于2020年4月26日举行公民投票,决定是否修改军政府时期的宪法,受新冠疫情影响延至10月25日举行。

2019年10月14日总统皮涅拉接受《金融时报》访问时曾表示「阿根廷和巴拉圭已经进入衰退,墨西哥和巴西陷于停滞,秘鲁和厄瓜多尔正在经历深刻的政治危机,在这方面,智利看起来像一片绿洲。」稍后皮涅拉更亲自撰文表示「将竭尽所能不陷入民粹主义。」首都地铁涨价引发长达数月的动乱证实皮涅拉过度乐观。本文从政治、经济、社会三个层面分析动乱根源,并探讨其在拉美区域和全球可能产生的影响。

政治根源:新自由主义

《经济学人》拉美专栏认为「新自由主义和左派民粹主义之间势同水火导致学术界的辩论日益激烈。拉丁美洲既需要竞争的市场,更需要国家有效的分配,亦即需要一个新的社会契约。」智利迪亚哥波塔雷斯大学 (Diego Portales University)教授那碧亚(Patricio Navia)则认为「动乱既非智利百姓对恢复民主后经济模式失望的指针,也非国际左翼民粹企图颠覆右翼政府的阴谋」,背后三个严重的问题是经济太依赖铜业、贫富不均太严重及日益恶化的政治体系。

曾任联合国、世界银行、亚洲发展银行顾问、现任剑桥大学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韩裔学者张夏准2007年在《富国的糖衣》一书中曾以「坏撒玛利亚人」(Bad Samaritans)形容富裕国家的虚伪,他指出「由美国领军的富国掌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以及世界贸易组织等国际经济组织,也就是所谓的『邪恶三位一体』(Unholy Trinity)居间调停。这些富裕国家政府以金援预算和进军其国内市场为饵,诱使开发中国家采取新自由主义政策。」智利正是其中之一。

1973年智利政变之前担任智利大学(University of Chile)社会经济研究中心(CESO)主任的巴西社会学家多斯桑托斯(Theot ?nio Dos Santos)在《从恐怖到希望—新自由主义的兴衰》(Do Terror à Esperan?a—Auge e Declínio do Neoliberalismo)一书中论及法西斯式和准法西斯式跟新自由主义在意识形态和政治上进行的控制之间的关系时直白地说:「芝加哥大学那帮缺德的家伙们找到的第一个政府是智利政府,该政府凭借奥古斯都·皮诺契的法西斯统治将他们引进了极其重要的经济领域,这并非是种巧合;而满世界到处吹捧他们的撒切尔和里根政府跟其本国工会运动发生激烈冲突,就更不是巧合了。」

1975年《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刘易士(Anthony Lewis)曾谓「当然,任何一个政治或经济理论都可能被人曲解误用。但是如果只有芝加哥学派经济理论在智利实施必须以高压统治为代价,那它的作者是否应该负起某种责任。我们对于学术界扮演的社会角色,不免心有所危。」诺贝尔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 2019年指出「新自由主义相信市场是通往共同繁荣的最可靠道路,这样的信仰在今天已经奄奄一息了。陷入这种境地也不是没有道理的。对新自由主义和民主信心的同时减弱既非巧合也非单纯相关。新自由主义已经破坏民主近40年了。」军政府结束30年后,智利选民总算有机会终结新自由主义。

经济根源:涓滴效应

2012年过世的政治经济学家赫绪曼(Albert O. Hirschman)在1958年出版的《经济发展策略》(The Strateg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一书中提到的「不均衡成长」(unbalanced growth)乃「强调落后国家的经济体系,应该先行集中发展某些具有强大关联效果的关键产业,尤其是对上游产业产品具有强烈需求者;一旦这些关键产业先行起飞之后,便能带动整体的工业化发展。」其中曾探讨「涓滴效应」

(trickling-down effect)。涓滴理论(Trickle-down theory)认为政府对富人减税与提供优待政策可改善整体经济,最终会使社会中的贫困阶层也得到生活上的改善。该理论反对以征税手段减少社会的贫富差距,也反对救助贫穷阶层,但常被用于讽刺供给面学派或利伯维尔场。斯蒂格利茨抨击,无论穷国或富国的精英阶层都声称他们以「实证研究为基础」所承诺新自由主义政策会导致更快的经济增长,而这些福利也将源源不断导致包括最贫困阶层在内的所有人都能过更好的生活。但40年后反映结果的资料却是:「增长已经放缓,而增长的成果绝大多数都流向了极少数最高阶层。随着股市飙升而工资停滞不前,收入和财富都在向上聚拢,而不是向下流动。」斯蒂格利茨强烈质疑涓滴效应是否存在!

《纽约时报》专栏作家罗杰·科恩(Roger Cohen)对涓滴效应反思如下,「10年前,世界陷入了全球金融危机的泥潭。那些对此负有责任的人逃之夭夭。今天的造反是有罪不罚和不公平的产物。2019年智利动乱根源之一与低端人口未能感受「涓滴效应」有相当关连。

社会根源:隧道效应

美国皮特森国际经济研究院(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资深研究员波利(Monica de Bolle)认为,2019年拉丁美洲爆发连锁性社会动乱最佳的解释是「隧道效应」(tunnel effect)。「隧道效应」由赫绪曼于1972年提出,系指在某种条件下人们不致因别人捷足先登而愤怒,但如果长时间未能移动,就可能会转而变得不耐烦甚至愤怒了。赫绪曼认为当国民处于经济增长的环境中会产生对自身收入增加的预期,这长期的美好远景填补了对短期失落的空虚和愤怒。「只要『隧道效应』持续,每个人都认为会更好,但其容忍是有期限的。如果贫富差距未如预期缩小有可能酿成为灾难。」

波士顿大学教授海涅(Jorge Heine)认为引发智利动乱的原因之一是「公共挫折感」(public frustration),而罪魁祸首就是从1980年底建立的私有化退休金制度。探讨案例前得先从傅利曼1970年在《纽约时报杂志》发表的一篇题为「企业的社会责任就是增加自身的利润」(The Social Responsibility of Business Is to Increase Its Profits)的文章说起。

傅利曼那篇知名的文章指出,企业经营者的目标只有一个,就是为股东获取最大的利益,执行长不该为「提供工作、消除歧视或避免污染环境」而操心。公司的高阶主管没有为所欲为的自由,他们只是股东雇用的员工。如果他们在闲暇时用自己的钱做慈善工作,那是没问题的。但在工作时,他们必须责无旁贷地为股东获取最大利益。他甚至认为那些为员工与社会操心的执行长是在「鼓吹纯粹的社会主义」。

1981年起智利军政府对养老金制度进行私有化改革,尽管改革具有积极意义,但仍存在覆盖面小、管理成本高等问题。巴绮蕾政府寻求提高最低养老金和让所有妇女享有养老金,并将社会保障扩大至年轻人。为此智利政府建立了一个监管养老金管理公司的体系,并创建了一项稳定的互助基金。2008年1月政府还通过法案建立一个由国家财政资助的养老金体系,旨在弥补私人养老金制度在覆盖面、效益和透明度方面存在的缺陷。

养老金私有化建立之初宣称参保者可领到退休前薪资的70%(替代率),但根据OECD的统计,2017年的替代率未达40%,低于OECD 国家平均的58.7% (详见下图)。以2018年平均值为例,男性可领到15万披索(约美金200元),女性可领到11万披索,仅为最低工资的三分之一。由于养老金过低引发的强烈「相对剥夺感」为2019~2020年动乱原因之一,因此皮涅拉总统于今年1月15日承诺提出养老金改革方案。7月中旬智利政府宣布了一系列措施援助受疫情连累的中产阶级克服危机。

图: OECD退休金替代率一览表数据源: OECD Pensions at a Glance 2017.

https://www.etk.fi/en/the-pension-system/international-comparison/pension-levels/

影响智利公投至少有以下双重影响。就拉美区域层面而言,太平洋联盟(Pacific Alliance)的前景恐难乐观。2019年起拉美左右对峙方兴未艾,2020年2月墨西哥左派总统罗培兹(Andres Manuel López Obrador)在每日晨间记者会上对国内治安败坏曾回应如下,「墨西哥社会逐渐沉沦与新自由主义模式有关。」9月21日他更抨击国内两份具影响力月刊(Nexos和Letras Libres)的主编「是整个新自由主义期间知识分子的领袖」。新自由主义模式似已成为墨西哥执政不力的替罪羔羊。两国之间对发展模式认知的龃龉恐不利于太平洋联盟未来发展。智利公投将成为观察新自由主义在拉美发展前景的窗口。

就全球层面而言,势将导致企业社会责任变迁。《金融时报》社评指出「在新型冠肺炎影响到各国经济之前,商业领袖们就已承诺会提倡一种新型的、更具人文关怀的资本主义。代表美国一些最大企业首席执行官的机构『商业圆桌会议』去年表示,将摒弃『股东至上』(shareholder primacy)的信条—该信条在过去50年来驱动资本主义。相反地,企业应该考虑其他利益相关者。」「世界经济论坛」创办人和执行董事长克劳斯·史瓦布(Klaus Schwab)在「后新冠资本主义」(Post-COVID Capitalism)一文中也指出,「重新思考资本主义必须重新思考企业的意义。」这是资本主义国家应该从智利公投记取的重要教训。(注释略)

文章来源:学人投稿; 国关国政外交学人微信公众平台专栏稿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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