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日期 2021-04-14

史的呐喊:中国最大的潜在危机

原标题:史的呐喊:中国最大的潜在危机

施龚毅

大学,尤其是研究型大学,是培养人才的地方,是培养国家栋梁和领导人的地方。如果学生进入后想找工作会怎样?也就是人们尽最大努力在挣钱多的地区进行钻探。

今天,我们的国内生产总值是世界第二大,但作为一个国家,我们排名第20。

可能有人会怀疑,觉得我说的不对,会说我们都在天堂,都在海里捉乌龟。怎么能不够创新?我们祖国各地都有高铁,科技实力怎么排第20?

我想说的是,你看到的指标和现象是由经济实力决定的,而不是科技实力。我们的优势是什么?我们在经济总量上的优势是什么。

我在海外的时候,只要有人说我祖国坏话,我就会拼命反驳,因为我觉得自己很爱国。

4月,我在瑞典皇家科学院年会上获得了这个奖项。晚宴上,我和一位著名的瑞典教授聊了聊,聊到了中国的科技发展。他非常不屑一顾。我感到愤愤不平,但我轻描淡写地说:反正我们国家已经实现登月了。你在哪?但他回答,让我无语。

他说:史教授,如果我们有中国的经济能力,我们可以把500人送上月球,然后安全返回。

在国内,我觉得自己是一个批评家,因为很难容忍自己在和平时期没有为危险做好准备。要对国家的科技实力和现状,如何发展和做,有一个清晰的认识,形成一定的共识,而不是停留在争论的层面。

首先我想说大学是核心。我想说的第一点是,研究型大学从来都不是以就业为导向的,也不应该在大学里谈就业。就业只是出口。大学办好了,自然就就业了。大学怎么能以就业为目的去办?

就业是一个经济问题。中国经济达到一定水平会提供多少工作岗位,和大学没有直接关系。

大学,尤其是研究型大学,是培养人才的地方,是培养国家栋梁和领导人的地方。如果学生进入后想找工作会怎样?也就是人们尽最大努力在挣钱多的地区进行钻探。

清华70%到80%的尖子生去了哪里?去了经济管理学院。甚至我最好的学生和最想培训的学生都告诉我,我想去金融公司。

不是说金融不能创新,而是当这个国家的精英都想转向金融的时候,我觉得问题就大了。

管理在清华北大乃至全中国都很火,违反教育规律。大学的办学理念是培养专业人才,给行业输送螺丝钉,但大学是培养人才的地方,也是培养国家各行业精英和领导者的地方,不能混为一谈。

不要学以致用。你没听错。我们过去过于强调学以致用。上大学的时候觉得学某一门课没用,就不用上了。其实读大学,尤其是本科,从来都不是拿来用的。

但这并不意味着你不能使用它,因为你无法预测未来,无论是科学发展还是技术创新,你都无法预测,这种不可预测性总是先发生,而你预测了,就不叫创新了。

大学里的定位问题很大,怎么办?其实很简单。大学是多元化的。不要一刀切。不要每个学校都给就业指导。每个学校都用就业作为考核指标,严重干扰大学。

我对基础研究也有看法。我国非常重视成果转化,现在最常见的说法是“加强转化”。但我想问,转型从何而来?

是因为我们大学有很多高新技术没有转化为生产力,还是根本就没有这种高新技术?我觉得是后者。我们大学基础研究能力太差,转型不了。不是不转型,而是什么都不能转型。

当一个大学教授取得了成就,无论发明多么基础,只要有应用前景和产业转型的可能,跨国公司就会趋之若鹜。我就是一个例子。

十四五年前,一个连我自己都没意识到的简单发现,被一家公司盯上了,主动来找我。这些公司不停的闻,看,听,就像那些扫毒狗一样。他们非常敏感,不能错过有意义的发现。

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是什么?就是鼓励科学家创业。大家没听错。在今年的NPC会议上听到这些后,我感到非常沉重。

这个职业有专业化。我只知道我的基础研究和一点点教育。你让我做企业管理,经营公司,当总裁,把我的才华和智慧用错了地方。一个人不可能成为大学教授、公司经理、财务经理。

鼓励科技人员向企业转让成果和专利。他们可以以咨询、科学顾问的方式参与,但让他们自己出来做生意,会本末倒置。

我可以举个例子。约瑟夫里欧纳德戈尔茨坦因发现调节血液和细胞内胆固醇代谢的低密度脂蛋白受体而获得1985年诺贝尔奖。他是包括辉瑞在内的许多美国大型企业的幕后控制者。现在他很有钱,应该说是最强调转型的人了。

两年前他在《科学》杂志上写了一篇文章,批评特别强调转型。他说转化来自基础研究,没有很强的基础研究怎么转化?

他说,当他意识到基础研究有多重要的时候,就直接去做基础研究,转化自然就来了。在有研究成果的情况下,自然转化非常快,不需要拔苗助长。

他列举了9个在美国国家健康研究中心做基础研究的医学生,改变了美国医学药学史的课程。

我们一定要看历史,不仅是中国近代史,还有科学发展史,看看各个国家强大的地方是怎么形成的,而不是想当然。

创新人才的培养也与我们的文化氛围有关。当一个人想要创新的时候,同样的问题也存在。什么是创新,创新就是成为少数派或者有争议。

三年前,在我获得以色列的一个奖项后,我被邀请参加以色列大使馆的庆祝招待会。期间大使先生给我讲了很多以色列人是如何重视教育的,我也跟他讲了中国人是如何重视教育的。他笑着看着我说,你的教育方式和我们不一样。

他给我举了以色列前总理西蒙佩雷斯的例子,说他上小学的时候,他妈妈每天只问两个问题:第一,你今天有没有问一个老师在学校回答不了的问题;第二,你今天做了什么让老师和学生印象深刻的事情吗?

听完,我叹了口气,说我得承认我的两个孩子每天都回来。我第一句话是问:今天听老师讲了吗?

但我想说,我并不悲观。其实我是乐观的。我每天都鼓励自己。我们国家前途光明,尤其是过去两年。现在无论是政治领域还是教育领域,这股浪潮真的开始了。

在这个大潮中,我们每个人做好一件事就足够了。说出自己的观点,在自己的领域做好自己的事,是我们的贡献。这样,我们的国家将有一个光明的未来。

我们错过了什么?

我出生在河南郑州,但在河南驻马店长大。为什么要特别提驻马店?因为这个地方特别有代表性。

驻马店相对于河南,就像河南相当于中国,就像中国相对于世界。从地理,经济,科技,文化来说都是如此。刚在驻马店长大,开始回忆和感受社会。

当我在驻马店小学升入初中时,小学常识老师对我说了一句话:石,你长大了,一定要为我们驻马店人民争光。

你可能不会想,这句简单的话,我到现在都不会忘记。从此以后,每次得到什么荣誉,心里都会觉得是在为驻马店人争光。

今天,我也想说:老师你好!我还在为我们驻马店争光。中学去了郑州,大学去了清华。经常怀念驻马店的家乡,不禁会想:家乡过着怎样的生活?你过着怎样的生活?

1987年的一件事对我影响很大,几乎完全打乱了我的生活和世界观。在此之前,我虽然受过传统教育,虽然父亲告诉我要做科学家,要做工程师,但其实我不知道自己想做什么,以后能做什么。

1987年9月21日,父亲在自行车道上被一辆疲惫的出租车撞倒。司机送父亲去河南省人民医院的时候,他还在昏迷中,心跳每分钟62次,血压130/80。但是他在医院急诊室躺了四个半小时,没有任何帮助。因为医院说救人之前要交钱。

司机集资500元时,父亲没有血压,没有心跳,死在医院急诊室,没有任何治疗。这件事对我影响很大。直到现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我还是抑制不住对父亲的思念。

这件事使我对社会的看法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我曾经怨恨并想报复这家医院和急诊室的医生:你为什么不救我父亲?

但是想通了之后,真的想通了:中国这么大一个国家,这么多人,不知道有多少人和家庭和我父亲一样在经历着这场悲剧。如果我真的有野心和责任,我就应该改变社会,让这样的悲剧不再发生,让更多的人过上更好的生活。

2012年清明节那天,回驻马店参加小学同学聚会,很感慨。我的两个同学都不在了,一个患了心血管疾病,一个患了癌症。当时另一个同学正在接受晚期癌症的化疗,现在已经不在了。

我常常想:作为一个人,我很幸运,不用吃饭,不用穿衣服,受过高等教育。我去过国外,学过,有喜欢的工作,但是国内很多人没有我幸运。

我的父母和他们的孩子没有我幸运。虽然他们没有我幸运,但他们总是为我感到非常骄傲,他们鼓励我。

我和很多执着的科学家有些地方不一样。有什么不同?因为他们的兴趣,他们正在做科学研究。我很感兴趣,但一开始对做研究并没有那么浓厚的兴趣。我的兴趣培养的很晚,是我的责任和义务更驱使我。

我是在驻马店长大的,地地道道的驻马店人,邻居们从来不把我当外人,这常常让我感动。我要用我的辛勤劳动和创造回报我的老乡们,哪怕我做出成绩,让他们以我为荣。这是我从小接受的教育。真的很感激,想回馈。

然而不知不觉,我的想法似乎过时了。我不明白为什么现在的社会变得这么唯物,为什么那么多人异口同声的看钱。

人不是商品,但人可以舒一口气活下去。当大学毕业生把收入作为唯一的衡量标准,给自己定价,选择提供多一点就业机会的公司时,我真的不明白,身边的世界变得陌生。

有时候我在想,是不是这个世界变化太快了,我老了就跟不上了。为什么我不能理解?我甚至不能理解身边的人,甚至我的一些同事、同学、朋友。不知道这个社会怎么了。我们的关注点非常狭窄。

中国真的有很多人没有我们幸轮璧金融网运,他们非常需要我们的帮助。每个幸运的人都有必要关注他们的生活环境,我们在座的所有人都有必要一起努力。

我不希望我的学生成为正式的社会实践,但我支持他们选择国内不发达地区去看看,去体验,比如教学等等...

我举个支持教育的例子。2008年,我在清华全日制工作,我的一个本科生从陕西农村的一所希望小学回来。

在我的办公室,他痛哭流涕。他说:“石老师,你知道吗,虽然是希望小学,但是那里的孩子从一年级到五年级都很瘦,一天只有两顿饭,早上十点一顿,下午四点一顿。”。

为什么?没钱!

他们没有肉吃,只能吃两顿饭。他们不能早上起得太早,晚上尽量睡得早。因为我们需要节约能源,所以我们需要在上午10点到下午4点的上课时间使用能源。

但是都很满足,很幸福…

我不知道,我们做什么基础研究,我们能做什么,我们能改变什么。我深受中国传统的教育。作为一个敢于承担责任的学者,我不仅要听风听雨,更需要家事、国事、天下大事。

可惜我的时间精力太有限了,总想找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做点什么,总想有机会回家为老乡做点什么。我很惭愧我没有照顾好我的母亲、妻子和孩子。

我们错过了什么?我们缺乏这种对社会的责任感,也缺乏这种回报乡亲的行动。

在清华,我每次给生命科学学院的大一新生进行入学教育,都是告诉他们:

永远不要忘记,来到清华,你不仅仅代表着自己和个人,更代表着一个村庄,一个县,一个地区,一群人,一个民族。别忘了,你肩负着责任。

我真的希望,无论是我自己,我的学生,还是我的同事,我们每个人都应该真正承担一些社会责任,为那些不如我们幸运的人和村民尽一些义务。

这是我除了对科学本身的兴趣之外的全部动力,也是我未来前进最重要的支撑。

来源: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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